【注释】 [1]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27] Gunnar Folke Schuppert,aa O.(Fn.193),S.91. [28] 许宗力：《基本权的保障与限制（下）》，载《月旦法学教室》2003年第12期。[22] Vgl. Degener, a.a.O.(Fn. 67), S. 27. [23] 参见许宗力：《基本权利的保障与限制（上）》，载《月旦法学教室》2003年第11期，第50-60页。
法治国观念的演进为比例原则由行政法层面发展到宪法层面提供了动力：其一是由自由法治国变成社会法治国。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涉及刑事方面的权利、行政方面的权利与民事方面的权利。最小限制则是要求关于限制基本权利程度最低的手段，其所依据的参数涉及基本权利状态、基本权利限制的程度以及所涉及的相对人数量等。从事备案审查工作实务同志的体会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界限区分的把握很不容易，一般不合理与明显不合理更难以掌握。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过程也促进了比例原则的演进。
它要求指导规则所作的规范性决定必须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或相当的可靠性的事实论证或者预测决定，其范围如生命、人身自由、诉讼权、公平审判权、针对言论内容的政府管制措施等基本权利的重大限制。在借鉴作为宪法原则的比例原则内涵的三重审查基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论文详细阐释了人大监督指导案例所应建立的二领域三阶层审查基准构造及其具体操作。追溯历史，清末默认地方享有一定自治权，可以视作中央与地方的契约，后来以各种名义剥夺地方财权，引起地方督抚的反抗而间接亡国[3]。
维护公共利益要订立契约、遵守约定和彼此约束。再则，不仅行政区之间互相有戒心，即便行政区内部也有城市与乡村的鸿沟，如城镇化过程中征地拆迁的风险等，这些给区域合作蒙上了阴影。我国当前并无政府破产法，但中西部形成风险圈（《柳州日报》2013年9月18日），要做好地方政府破产的准备，减少危机事件处理不当造成的再次伤害。【摘要】地方政府间合作之路并非坦途，风险蕴含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始终。
地方政府并非永远屹立不倒，美国政府在无法应对危机时也会关门，中国并不能心存侥幸。若不遵守契约或出现异动则不利于增进信任。
加拿大政府将风险管理列为公共管理现代化的支柱之一，风险管理决策融入到政府的整体战略决策中[1]。[7]朱镇明：竞争型计划与台湾府际伙伴关系的实践[J].公共行政学报，2010（37）：76. [8]陈建仁：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伙伴关系之建构[J].东吴政治学报，2008,26（4）：97. [9]童星：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J].学习与实践，2010（9）：114. [10]小约瑟夫·斯图尔特：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26. [11]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49. [12]李长晏：北台与高高屏区域联盟治理营运之比较[J].台湾民主季刊，2009（2）：5. 进入专题： 地方政府 风险控制 风险评估 区域联盟 。经济水平发展差异过大，文化教育产业过于集中，不公平的状况容易带来风险。应立足法治环境进行风险控制，建构政府间合作风险模型，以公共利益共同承担责任，以高层引导规制多方冲动，以行政协议规范各方行为。
地方政府要实现中央设定的目标，也要调整自身以利于自身发展。即便是发改委牵头合作却难以撬动阻力，各方因分歧过大而难有效果。区域发展若缺乏契约精神，合作会难有成效。在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时，东南互保守护了局部区域免受战乱之苦。
各方关于机场建设、水源保护、环境污染等方面分歧很大，归根结底原因在于追求政绩和排除竞争对手。具体路径是地方政府规范自身行为、严格遵守契约、科学理性决策，形成多方鼎立合作的氛围。
未来则由地方政府主导建立跨域合作机制，对违反行政协议的地方予以惩罚。政府间合作要避免陷于狭隘的区域观，致力于破除危机和解决困难。
我国区域合作仍有待提高，如京津冀产业布局日渐趋同，在经济发展、人才资源方面存在激烈竞争。要实行复合式协同治理，建构跨区域协调机制，降低环境恶化的风险，提高地方政府间合作的积极性，提升区域总体竞争实力。跨行政区的地方政府各自为战而难以诚心合作，京津冀合作商讨十年却举步维艰可见一斑。（三）合作周期中的风险控制：严格过程管理 地方政府合作存在一定周期，任何环节都要控制风险。对风险因素有效预估，完善合作程序和方法。地方政府的共同目标就在于共谋发展，各方都要发挥比较优势而不能贪多求全，否则难以集中精力发展。
韩国政府曾调动资源集中开发首都圈的特定地区，导致首都圈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而非首都圈地区则出现发展停滞现象[6]，资源配置和发展状况的不平衡影响了国家的总体发展。内因层面有条块划分和科层制影响、财政经济负担重、体系内部控制不严等。
各方目标和利益并不一致，在合作之初缺乏了解，何时坚持政策不变，何时必须做出修正，什么情况要终止合作？假设两地订立共同治理空气污染的合同，一地财力不支或预算超标，另一方是继续遵守契约、还是撕毁协议？这必须要做出抉择。一名业务员的错谬造成巴林银行倒闭，一个邮递员的失业引发大明王朝覆灭，社会发展中的风险显而易见，要控制好关键环节将危机化解于萌芽状态中。
从区域协同发展来讲，垃圾处理、消防、急救等可以联合处理，避免产业重复建设和促成多方联合。解决办法不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促进跨区域的资源环境整合。
要文化沟通、法律融通、宪政精神的层层递进，在长期协作中增强互信。州与地方的关系逐步明晰，多数州授权地方制定自治宪章，地方政府间并无隶属关系和级别之分。政府间合作处于复杂社会环境中，风险不容小觑又并不直观，无法用资产清查、财务报表等形式查验。即便北京区域内的资源配置也极不均衡，三环内和六环外境遇悬殊，这种以中心为中心，除了中心外其他别无长物的状态难以为继。
产业转型不是单个地方的事儿，还牵涉到资本转移、人口结构、技术水平等配套工程，必须基于宏观角度慎重决策、综合考虑，要用知识管理调整产业结构，促成地方政府间合作。从各州之间的沟通来讲，州际贸易委员会化解了跨州交通不兼容问题，有效的消除了州际贸易壁垒，促进了美国地方政府间的合作。
无论行政区域如何特殊，都要根据自生自发秩序形成区域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等，不能全部重心都集中于一地。建立区域联盟，实现总体联动发展。
地方政府间应以勤勉、节约和共享之心，实现跨区域的交通运输整合、资源有序利用和环境整体保护。我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受制于条块分割和层级制，政府间沟通又讲究对等接待原则，难以形成平等的圆桌会议，各方合作的意愿大打折扣。
再则，我国对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风险缺乏重视，地方政府间合作常敷衍了事，遇到困难就放手不管或任由事态发展，达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才引起重视，合作效率可想而知。（一）政府内部风险控制：整合行政系统目标 政府应整体协同处理难题，及时消弭危机。在合作周期中要有紧急干预机制，如美国地方政府破产情况，亦应随时做出反应，当民选机制不能奏效的时候，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上。美国从立国之初就面临外敌入侵的风险，在危机四伏中整合13个州的资源，促成各个自治体的有效合作。
建立风险控制模型，广布监测点提前预知风险，做到防患未然。（三）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区域发展要有合理的产业布局，促成跨区域跨部门协调。
（一）缺乏法律规制的风险 法治环境和公平机制是抗拒风险的重要屏障，利于纠纷争议的妥善解决。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否则一旦单个地区受损，将会影响全局。
某个地方的政策修正、创新或终结会影响区域整体，必须兼顾多方利益、形成健康有序环境。对现实情境精确分析，找到阻滞因素并逐个击破，将政府间合作的风险降至最低，促成地方政府间的契合信任和精诚合作，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和共同繁荣。